| 常识 | 阴阳五行说 |
| 释义 | 阴阳五行说阴阳学说与五行学说之合流。原为朴素唯物论与辩证法的自然观。阴阳说把阴阳看作两种互相消长的对立力量，用以说明事物变化的规律。西周末年，伯阳父以之解释地震，认为“阳伏而不能出，阴迫而不能烝，于是有地震”（《国语·周语》）。五行说以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五种物质说明宇宙万物的起源和变化。另有史伯提出“先王以土与金、木、水、火杂，以成百物”（《国语·郑语》）的论断。春秋时史墨提出“天有三辰，地有五行”（《左传·昭公三十二年》），从中引申出对立发展观念，认为自然界“高岸为谷，深谷为陵”的变化与社会历史上政权更替都具有必然性。古代阴阳与五行学说虽与“先王”观念有联系，但广泛影响了医学、天文学等学科，对科学发展起了一定作用。战国中期一些学者将其神秘化，产生“舍人事而任鬼神”的阴阳五行家。《管子》书中收录的《四时》、《五行》两篇在用阴阳五行学说说明自然现象的同时，还试图将其作为政治设施和道德律令的依据，由此产生的“四时教令”思想，成为向唯心主义阴阳五行学说的过渡形态。阴阳五行家主要代表邹衍进而认为人类社会发展受木、火、土、金、水五种力量支配，提出五德终始说，宣扬历史循环论。西汉董仲舒“以《春秋》灾异之变，推阴阳所以错行”（《汉书·董仲舒传》），使其与儒家思想结合，形成封建的正宗神学。认为阴阳五行运转生克是天的意志。阳是天之德，阴是天之刑。天意“大德而小刑”，故“阳尊而阴卑”（《春秋繁露·阳尊阴卑》）。赋予阴阳五行以封建道德意义，谓“君臣父子夫妇之义，皆与诸阴阳之道”（《春秋繁露·基义》），并以阴阳五行说作为巫术的依据。其间，道家亦吸收阴阳五行说，后来成为道教理论的组成部分。 阴阳五行说中国古代阴阳和五行两说的合流。以“术数”为基础而发展起来。始于春秋战国时的燕齐方士。《管子》称阴阳为“天地之大理”，又说：“东方曰星，其时曰春，其气曰风”；“南方曰日，其时曰夏，其气曰阳”；“中央曰土，土德实辅四时出入”；“西方曰辰，其时曰秋，其气曰阴”；“北方曰月，其时曰冬，其气曰寒”。将阴阳和“五行”、“五方”、“四时”相配合，解释季节更迭和天象变化，为初始阴阳、五行说的自然哲学特征。战国末期阴阳家驺衍创“五德终始”论，“称引天地剖判以来，五德转移，治各有宜”（《史记·孟子荀卿列传》），把朝代更迭和阴阳消息、五行生克、五德终始进行牵强比附，以阴阳五行言人之历史，发展成唯心主义的历史循环论。《吕氏春秋》则用阴阳五行说的基本观点讲音律和历数，进而推测天体运行、万物生长和历史的演变，既有科学的成分，也有附会的臆测。西汉董仲舒“始推阴阳，为儒者宗”，用儒家思想阐发阴阳五行说，认为“天地之气，合而为一，分为阴阳，判为四时，列为五行”（《春秋繁露·五行相生》），以阴阳五行解释天地起源和万物生成。又说：“天道之大者在阴阳，阳为德，阴为刑，刑主杀而德主生”（《举贤良对策一》），称“五行者乃孝子忠臣之行”，赋阴阳、五行予道德的属性，进而提出“人副天数”：“天地阴阳木火土金水九，与人而十者，天之数毕也。”（《春秋繁露·天地阴阳》）以天道运行、四时次序附会社会秩序，构制“天人感应”的神学目的论体系，开汉代谶纬神学之先河。阴阳五行说对后世哲学的发展产生很大影响。北宋周敦颐创“太极”说，称“五行—阴阳”，“阴阳—太极”，“太极本无极”，确立了以太极阴阳为主要观念的宇宙论，为朱熹哲学体系提供了基本思维格局。王安石用阴阳二气的运行说明五行“皆各有耦”，“往来于天地之间而不穷”。清戴震肯定“阴阳五行，道之实体”，说：“举阴阳则赅五行，阴阳各具五行也；举五行即赅阴阳，五行各有阴阳也”（《孟子字义疏证·天道》），对阴阳五行说作了唯物主义的阐发。 阴阳五行说阴阳五行学说是一种原始的宇宙万物构造学说，它把所有物质现实中复杂多端的形态，归结为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五种基本东种、并用阴、阳两气的变化，来解释所有事物的变化。阴阳五行学说起于西周末年，到战国时代，它已发展成一个思想体系，产生了阴阳五行家。战国时期的阴阳五行学说，把事物归纳五行的属性所派生，如《尚书·洪范篇》把咸、苦、酸、辛、甘等五味，分别归结为从水、火、木、金、土等五大原素中产生。这种认识虽带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性质，但却显得十分幼稚和缺乏说服力，因此阴阳五行学说与先秦时期其他学术思想相比，显得粗糙了一些。它的立足点虽在于要解释自然，可总免不了有牵强附会的缺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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