| 常识 | 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 |
| 释义 | 《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》现代周予同著。1941年2月发表于《学林》第四期。该书以政治、文化、学术等为背景探讨中国的史学变迁。作者把中国史学的演变分为四期：萌芽期、产生期、发展期、转变期，前三期称为旧史学，第四期称为新史学，认为新史学可分为史观派和史料派。作者认为新史学产生的学术背景是，当时士大夫们把明亡清兴的原因归罪于王学（王阳明一派）的空疏，所以清初的学术思想界共同的一点就是对“王学的反动”，即“消极的修正‘王学’，积极的提倡民族思想”。主要分为三派：以颜元为代表的主张实践，反对冥想与诵读的“由行而知派”；以顾炎武为代表的主张以文字训诂治经学，以经学矫正理学，上达于孔子之道，以挽救民族衰亡的吴中派；以黄宗羲为代表的主张以史学充实理学，补救王学的空疏，而同时借史学以提倡民族主义，保存晚明文献，以寄其反清复汉热望的浙东派。就对王学的修正而言，“颜元是左翼，顾炎武是中军，而黄宗羲是右翼”。作者认为追溯现代新史学的渊源，“第一须追念黄宗羲”。就新史学产生的政治背景而论，作者认为，康、雍、乾三朝统治政策的成功及对士大夫们威逼利诱政策的成功，一般的考证学者与其说是“治经”，不如说是“考史”。而到清朝末年，士大夫们重新鼓起“经世”的热情，代表人物是章炳麟与康有为。关于新史学的文化渊源，作者认为主要是起于乾、嘉而发展于清末的今文学派。尤其是康有为，他的《孔子改制考》一书是经今文学给予史学以转变动力的重要著作。直接受经今文学的启示，而使中国史学开始转变的是梁启超、夏曾佑和崔适，而使中国史学完全脱离经学的羁绊并独立的是胡適。该书还对疑古派、考古派、释古派的代表人物及观点进行了评析。收入《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》（后改名《周予同经学史论》）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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