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别录》与《七略》 

西汉刘向、刘歆撰写的目录学著作。我国图书遭秦火后损失惨重，秦末刘邦进入咸阳，萧何首先收藏秦丞相、御史律令、图书。元朔五年(公元前124)，汉武帝刘彻因见“书缺简脱”，下诏“广开献书之路”，出现了搜集和整理图书的热潮。随着西汉社会经济的恢复，文化的发展，自元朔五年至河平三年(公元前26)，在这将近一百年间，“书积如丘山”，“天下遗文古事，靡不毕集”。汉成帝河平三年，又命陈农求遗书于天下，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、诸子、诗赋；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；太史令尹咸校数术；侍医李柱国校方技。每书校毕，就“条其篇目，撮其旨意，录而奏之(《汉书·艺文志》)。

刘向校书时广罗异本，比较异同，相互补充，除去重复，条别篇章，定著目次，校勘讹文脱简，命定书名等一系列点校图书的工序以后，写定正本。正本既定，为了揭示图书内容，接着就撰写叙录。叙录的内容包括著录书名篇目，叙述校勘经过，介绍著者的生平、思想，说明书名的含义，著书的原委与书的性质，辨别书的真伪，评论思想或史实的是非，剖析学术源流以及确定书的价值。每篇叙录实际就是一书的简要介绍。此时，刘向又“别集众录，谓之《别录》。”《别录》二十卷，即刘向校书时所撰叙录全文的汇编本。

《七略》七卷是我国第一部综合性的图书分类目录，由刘向的儿子刘歆编撰。《七略》即辑略、六艺略、诸子略、诗赋略、兵书略、术数略和方技略。为了从学术体系反映群书，依书的内容性质，除辑略分为六略、三十八种，共收入著录图书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；六艺略分易、书、诗、礼、乐、春秋、论语、孝经、小学九种；诸子略分儒、道、阴阳、法、名、墨、纵横、杂、农、小说十种；诗赋略分屈原赋之属、陆贾赋之属、孙卿赋之属、杂赋、歌诗五种；兵书略分兵权谋、兵形势、兵阴阳、兵技巧四种；术数略分天文、历谱、五行、蓍龟、杂占、形法六种；方技略分医经、经方、房中、神仙四种。六艺略主要是儒家的经典著作以及学习六经的基础读物。汉武帝时就崇尚儒术，因而六艺略列于六略之首。诸子略包括中国古代哲学、政治、经济、法律等方面的书。刘歆等认为诸子百家学说是“六经之支与流裔”，所以列为第二；而儒家“于道为最高”，儒家又列于诸子略之首。赋是汉代特别发达的一种文体，汉武帝时曾设立乐府，采歌谣，所以诗赋略单列一略，并仅次于诸子略。兵书略收军事著作。在战争频繁的年代，军事学对于巩固封建政权很有作用，春秋战国以来此类书也较多，所以列于术数、方技二略之前。术数略包括天文、历法、占卜星相的书。方技略是有关医药卫生的书。这二略虽主要反映了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方面的著述，但古代人们对科学认识的局限性，决定了其中也有些是封建迷信的书籍。辑略则是分别说明六略三十八种大小类目的意义与学术源流，阐述六略的相互关系和六略书籍的用途，成为“六略之总最”，“诸书之总要”，故列于六略之前。《七略》的名称即来源于此。

《别录》、《七略》的产生，是以当时政府的藏书为其条件，同时也是刘向、刘歆等总结、吸取、发展了前人有关学术分类与揭示图书经验的结果。他们在校勘整理文化古籍的基础上创立了撰写叙录、总序、大序、小序等方法，编辑综合性的分类目录，著录了数以万卷计的图书。从学术体系出发，又联系社会思想斗争，全面反映了西汉末年的社会图书财富，并使在汉代具有进步意义的古文经书，得以流传。其细密的校雠工作，对保留先秦古籍，是有很大作用的，对推动当时学术发展，也有积极意义。刘向、刘歆的目录学思想对中国古代目录学的影响极其深远。中国封建社会的各种书目及其图书分类法不尽相同，但编辑书目的原则、体例和方法，都是在此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