| 常识 | 五四新文化运动 |
| 释义 | 五四新文化运动现代以《新青年》为中心的反对封建传统、宣传民主和科学、主张文学革命和道德革命的文化思想运动。1915年9月《青年杂志》（1916年第二卷第一号改名《新青年》创刊，标志运动的兴起。针对辛亥革命后一度出现的尊孔复辟及“国体虽变而纲常未变”的现实，一批激进民主主义者认为“法律上之不平等人权，伦理上之独立人格，学术上之破除迷信、思想自由，此三者为欧美文明进化之根本原因”（见陈独秀《袁世凯复活》）。进而提出“民主”（“德先生”Democracy，当时亦称“人权”）和“科学”（“赛先生”Science）两大口号，认为“国人欲脱蒙昧时代，羞为浅化之民也，则急起直追，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”（陈独秀《敬告青年》）。其代表人物陈独秀、李大钊、鲁迅、胡適、吴虞分别发表《宪法与孔教》、《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》、《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》、《狂人日记》等大量文章，分析与驳斥了以三纲五常为中心的儒家学说。陈独秀认为，孔子之道和封建的三纲学说，是“制造专制帝王”的根本原因；如果不把它们“洗刷得干干净净”，“不但共和政治不能进行，就是这块共和招牌，也是挂不住的”（《旧思想与国体问题》）。还说：“三纲之根本义，阶级制度是也。所谓名教，所谓礼教，皆以拥护此别尊卑明贵贱制度者也。”（《吾人之最后觉悟》）李大钊针对当时尊孔复古思潮说：“孔子者，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也”（《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》），“孔子者，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也。”（《孔子与宪法》）孔子学说，“已不适于今日之时代精神”，并表示为了确立新道德，必须“加以人为之力”，使其迅速崩溃，“虽冒毁圣非法之名，亦所不恤”（同上）。吴虞对儒学的攻击更为猛烈，他指出“儒家以孝弟二字为二千年来专制政治与家族制度联结之根干”，流毒天下，“不减洪水猛兽”（《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》），严斥儒家“仁义道德”为“吃人”的教条，被胡適赞为“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”（《吴虞文录·序》）。提倡白话文和文学革命是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个基本内容。“要拥护那德先生（Democracy），便不得不反对孔教、礼法、贞节、旧伦理、旧政治。要拥护那赛先生（Science），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、旧宗教。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，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。”（陈独秀《本志〈新青年〉罪案之答辩书》）陈独秀早在清末就从事于文学活动，“五四”前后他又不断介绍西方文艺思想，介绍欧洲的文艺作品。他认为中国文学必须改革，说：“吾国文艺犹在古典主义、理想主义之时代，今后当趋向现实主义。文章以记事为重，绘画以写生为重，庶足挽今日浮华颓败之风。”（《答张永言》）并主张文学要反映“国民精神”；文学家要“以思想左右”时代。李大钊也于1916年发出掀起新文艺运动的呼声，说：“由来新文明之诞生，必有新文艺之先声”（《“晨钟”之使命》）。1917年1月胡適发表《文学改良刍议》，认为文学改良，须从八事入手：“一曰，须言之有物；二曰，不摹仿古人；三曰，须讲求文法；四曰：不作无病之呻吟；五曰，务去烂语套语；六曰，不用典；七曰，不讲对仗；八曰，不避俗字俗语。”同年2月，陈独秀发表《文学革命论》明确提出要“高张‘文学革命军’大旗”，主张“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，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”；“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，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”；“推倒迂晦的、艰涩的山林文学，建设明了的、通俗的社会文学”。胡適、陈独秀的主张得到钱玄同、刘半农等人热烈响应。钱玄同指责专门拟古的骈文、散文为“选学妖孽”、“桐城谬种”，并认为旧文学和八股文“不到半页，必有发昏做梦的话”（《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》），因此，“对于那些腐朽的旧文学，应该极端驱除，淘汰净尽。才能使新基础巩固”（《尝试集·序》）。1918年5月鲁迅发表《狂人日记》等白话小说，在内容与形式的结合上进行了文学革命的实践，开创了新文学的现实主义道路。他还写了许多杂文，表示了对旧社会旧事物的愤怒，对人民的炽热感情，具有很强的战斗性。1917年1月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。提倡“循自由思想原则，取兼容并包主义”，聘请倡导新文化运动的人物前往任教，使当时的北大成为传播新文化的重要阵地。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产生了一些影响较大的杂志和报纸副刊，如在北京创刊的《每周评论》、《国民》、《新潮》，《晨报副刊》、《时事新报·学灯》、《民国日报·觉悟》等；还先后形成了众多的社团，如武昌的互助社，湖南的新民学会，北京的国民杂志社、新潮社、少年中国学会，天津的觉悟社，南昌的改造社等。新文化运动的兴起，遭到维护传统、主张复古的文人学士的反对。如林纾指责新文化运动是“覆孔孟、铲伦常”，“尽废古书，行用土语为文字”，并用小说攻击新文化运动中涌现的主要人物。刘师培、黄侃等成立国故社，创办以“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”为宗旨的《国故》杂志，与《新青年》、《新潮》等相对抗，认为新文化运动是“功利倡而廉耻丧，科学尊而礼义亡，以放荡为自由，以攘夺为责任”。辜鸿铭著《春秋大义》，公开提倡尊孔，认为“至醇至圣之孔夫子”指出了世界“达于高洁、深玄、礼让、幸福之唯一可能之道”。杜亚泉作为当时的名刊《东方杂志》的主编，发表众多文章，主张中西新旧文化的调和，认为中西文化分别为“静的文明”和“动的文明”，各有价值，亦各有偏弊，“抱合调和，为势所必至”（《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》）；强调“进步过骤，则不免流于危险，当以保守主义维持之；保守过甚，则不免流于退弱，当以进步主义调和之”（《政党论》）。五四新文化运动引发了各种思想流派的自由争鸣，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。1919年4月6日《每周评论》16号登载了《共产党宣言》的第二章；1919年5月5日北京《晨报》副刊增设《马克思研究专栏》；1919年11月《国民》杂志2卷1号刊登了《共产党宣言》第一章；1920年8月上海出版了陈望道翻译的《共产党宣言》全文译本等。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流传，当时许多先进分子，也开始了从激进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。五四新文化运动，所用思想武器主要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，范围仅限于知识分子。“五四”运动后，经过“问题与主义”、“社会主义”、“无政府主义”等论战，马克思主义逐渐成为新文化的主流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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