武德律的制定 

唐朝统治者为了安定社会秩序，缓和阶级矛盾，特别注意加强封建法制的建设，他们认为法律是“禁暴惩奸，弘风阐化，安民立政，莫此为先”的重要工具。唐高祖李渊鉴于“炀帝忌刻，法令尤峻，人不堪命，遂至于亡”的历史教训，早在太原起兵时，为了笼络人心，即发布了“宽大”之令。当时“百姓苦隋苛政，竟来归附，旬月之间，遂成帝业”。及至攻占长安以后，又与民“约法十二条，惟制杀人、劫盗、背军、叛逆者死，余并蠲除之”。李渊称帝后，于武德二年(619)，诏纳言刘文静等，参照隋朝开皇律令而损益之，制定五十三条新格，是为唐朝文法的开端。随后，又命尚书左仆射裴寂、右仆射肖瑀，大理寺卿崔善为等十五人，根据唐初社会的实际情况，制定武德律十二篇，五百条。《唐六典》卷六注云：“皇朝武德中，命裴寂、殷开山等定律令，其篇目一准开皇之律。”这说明武德律是以隋朝开皇律为基础而制定的。